近日，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組織的“2020年宏觀經濟形勢和改革走勢”座談會以視頻會議的形式舉行。專家認為，中國經濟恢復和發展主要依靠在技術進步、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升級、城市化進程等方面的發展潛能。今后五到十年，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發展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大的發展潛能。都市圈建設每年能夠為全國經濟增長提供至少0.5到1個百分點的增長動能，不僅為應對疫情沖擊，更是為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中速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。
專家表示，疫情當前，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的確前所未有，必須充分估計困難、風險和不確定性，切實增強緊迫感，堅決按照中央決策部署，立足當前、著眼全年看問題，在抓緊抓實抓細常態化疫情防控的同時，深刻認識“六保”的重要意義和作用，善于用改革的辦法解決疫情防控和經濟發展中面臨的問題和困難，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，進一步擴大開放，把“六保”等經濟社會發展各項工作落到實處。
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彭森表示，中國抗擊疫情的斗爭已經取得階段性成果，但是基于4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所強調的，當前經濟社會發展還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，任務很重，特別是國際上疫情的蔓延和大發展，第二波、第三波的暴發可能引發的各種問題，形勢依然嚴峻。因此，當前應充分考慮中國經濟可能遇到的各種挑戰，宏觀政策如何調整，如何用改革的思路和方法來破解當前發展中遇到的難題。
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表示，中國經濟恢復取決于兩個因素，一是疫情持續時間，二是生產能力受損程度。除了盡快控制住疫情之外，盡可能減輕生產能力受損，保護生產力，是短期政策的重點。現階段要穩增長，重點是穩消費，尤其是居民消費。“這個大頭穩不住，經濟整體就穩不住。投資尤其是基建投資已經成了小頭，靠小頭穩不住大局。”劉世錦說。
劉世錦認為，經濟恢復和發展主要靠結構性潛能而非宏觀刺激政策。中國經濟遠高于發達經濟體的增速，主要靠的是結構性潛能。這種結構性潛能，就是經濟學上所說的后發優勢，是作為一個后發經濟體，在技術進步、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升級、城市化進程等方面的發展潛能。
“今后五到十年，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發展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大的結構性潛能，是中國經濟增長的‘新風口’。”劉世錦特別強調都市圈和城市群的重要性。在他看來，小鎮小城要新建改建大量居民住宅、公共基礎設施，小鎮小城之間要用軌道交通等連接，產業聚集的小鎮小城也要有新的產業投資，這些不僅可以帶動消費，也可帶動大量投資。初步估算，今后十年，都市圈建設每年能夠為全國經濟增長提供至少0.5到1個百分點的增長動能，不僅為應對疫情沖擊，更是為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中速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。此外，無論是近期熱炒的“新基建”，還是所謂的老基建，投對地方都是好基建。投到都市圈，出錯的概率不大。
中銀國際研究董事長曹遠征認同劉世錦的觀點。曹遠征表示，中國經濟依然有潛力，最重要的是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還有巨大發展空間。2019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接近61%。“理論上說，如果城市化率不超過75%以上，經濟增長過程不會結束。中國還有20%的農民工沒有真正進入城市，如果這20%的農民工進入城市，短期消費能力就可以得到充分釋放。因此以城市化為綱來擴大內需是非常重要的，而且是方向性的”。
曹遠征指出，近期公布的“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”具有重要意義，文件中提出的戶籍、土地、人才等要素市場化改革措施有助于形成內需擴大的體制機制，尤其是最終消費的體制機制。
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祝寶良指出，當前最迫切的任務就是保基本民生、保企業、保基層政府運轉。宏觀調控政策應未雨綢繆，保持必要的力度，著力刺激消費需求，穩就業、穩投資、穩外貿、穩外資。
祝寶良建議，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增效。擴大中央財政赤字，增加轉移支付力度，支持基層政府保工資、保運轉、保基本民生。發行抗擊疫情特別國債，用于三個方面，一是設立企業紓困基金，保護企業生產能力，提高進口替代水平，保證產業鏈和供應鏈穩定;二是注資中小銀行和政策性銀行，增加銀行資本金，提高銀行融資能力;三是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的份額，提高我國的話語權。加大地方政府專項債發行額度，從2019年21500億元擴大到35000億元，支持基礎設施建設。
穩定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。主要通過刺激消費需求保企業和就業。各地區可根據情況，發放消費券，按照南京、杭州、青島等城市的做法，可在全國290多個城市發放5000億元左右，用于食品、日用品、旅游、文化等消費。減免汽車購置稅，汽車限購城市可階段性放寬購車數量。
